执行摘要

中国正在进入产业政策的新阶段——这一阶段的范围比早期的“中国制造2025”时代更广，对供应链的渗透更深，对全球市场的影响也更为重大。荣鼎集团（Rhodium Group）近期为美国商会（U.S. Chamber of Commerce）编写的一份报告，全面评估了北京国家主导战略的演变情况。研究结果表明，政府干预正在从针对特定行业，系统性地扩展为涵盖制造业、服务业和前沿技术的整个混合生态系统。

从聚焦特定行业到全面的产业政策十年前，《中国制造2025》为新能源汽车、航空航天和信息技术等十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了发展目标。该战略之所以引发争议，恰恰在于它涉及大量国家支持，以帮助国内企业缩小技术差距并超越外国竞争对手。如今，报告认为，中国已超越了行业定向支持。当前的政策框架覆盖了面临产能过剩的成熟行业，以及关键矿产、晶圆和磁体等上游投入品——其中许多领域中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。这些政策还进一步延伸到尚未实现商业规模的应用、服务和技术，如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和未来能源系统。这种发展被形容为“包罗万象的产业政策”。北京并没有因国内经济制约或国际批评而退缩，反而在加码押注。在产能过剩的成熟行业，政府正推动企业升级生产技术、降低成本、抢占更大市场份额，而不是实施结构性去产能。在较新领域，政策关注点正转向需求侧措施，包括公共采购和国有企业采购，为新兴产品创造早期市场。尤其是人工智能，已成为核心焦点。

在受限环境中收紧协调在更加严峻的财政和宏观经济条件下，中国的产业战略正在演变。经济增长放缓，国内需求依然疲弱，地方政府财政紧张。资本配置效率不断下降。北京并未缩减干预，而是通过重新集权化来适应。政府正加强对财政支出、银行贷款、资本市场和国家投资基金的控制，力图将资源集中于战略重点。政府引导基金正在整合，政策性银行越来越多地通过定向再贷款工具获得引导。地方激励措施正受到审查，浪费性的税收补贴被取消。该报告指出，非市场考量正被重新植入银行、国有企业和投资市场的核心基因。这一转变中期内可能维持产业政策的实施，但也引发了对长期经济活力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质疑。已有证据显示，一些关键行业的企业盈利能力下降、私人投资疲软、研发增长放缓。因此，即使新方法能够成功推进国家界定的产业目标，也可能带来巨大的长期成本。

日益加速的全球影响全球性后果正变得日益清晰。报告称，自2019年以来，中国的制造业贸易顺差大约翻了一番，达到约2万亿美元。这既是出口增长的结果，也是进口替代成功的结果。它代表着一种“中国冲击2.0”，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的第一阶段。

外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持续加深。报告还指出，北京方面正在部署政策工具，以巩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，并反制外国的多元化努力。在旨在彰显工业实力的国家机器的支持下，中国企业正更加积极地拓展海外业务。其影响不仅限于传统制造业。依赖性正在扩展至服务业、数据处理和新兴技术生态系统。在中国仍依赖进口的先进领域——如高端半导体和航空航天——战略差距依然存在，但总体发展方向是明确的：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与国家战略交织在一起，全球经济必须作出调整。

这对企业和政策意味着什么

跨国公司需要重新评估其在中国市场和中国供应链中的风险敞口。政府支持与国内市场准入的双重运用，创造了一个竞争环境，使外国与本土企业的相对地位以难以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。对于北美、欧洲和亚洲的政策制定者而言，挑战在于设计应对措施，不仅要解决进口依赖问题，还要应对中国经济模式的结构性和战略性的本质。该报告是对“中国制造2025”之后各方反应迟缓的一种纠正。智库和商业协会发出的早期预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证实，但许多政府行动缓慢。采取有效反制措施的时间窗口是有限的。分析强调了工业能力、创新投资以及以协调方式增强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性。

展望：竞争、依赖与系统性风险在未来三到十年内，报告中指出的结构性趋势可能会加剧。中国产业政策将继续塑造全球市场格局，其方式往往会给竞争对手带来定价压力和战略困境。在政府需求的支持下，新产业的快速扩张可能会加速中国在人工智能、量子、清洁能源等未来产业方面的进展。与此同时，内部效率低下和过度扩张可能会削弱产业政策的有效性，导致资本错配和生产率增长放缓。

对于全球供应链而言，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保持进入中国庞大市场渠道的同时，管理对中国投入品的依赖。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能够单方面解决这一矛盾。成功的适应将需要多元化、对国内能力的投资以及更强的国际协调相结合。中国产业政策的演变并非短暂趋势。它代表着全球经济的结构性转变。能够准确解读这一转变——并在下一轮市场颠覆之前采取行动——的高管、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，将更有能力在竞争日益激烈、国家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全球格局中把握方向。

来源：荣鼎集团，《中国下一代产业政策》，为美国商会撰写。